向陌生人敞开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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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30 13:53:46
大约2000多次的询问中,有100多位陌生人愿意带着摄制组回家,并在接下来的几小时中敞开自己的住宅空间,分享内心隐秘。
四个多月的拍摄时间里,纪录片《可以跟你回家吗》的主创团队曾尝试过各种搭讪路人的技巧。但那些刻意准备的“小心机”事后都被证明是无用的举动,例如送公交卡、赠送宠物用品、以上门拜年为由或是承诺对方出镜费。
大约2000多次的询问中,只有100多位陌生人愿意带着摄制组回家,并在接下来的几小时中敞开自己的住宅空间,分享内心隐秘。
最终,十几位不同身份、年龄、职业的普通人呈现在这个系列的片子中:蜗居出租屋中的沪漂女孩,为二胎家庭跑出租、做保险的高学历爸爸,和77岁奶奶做闺蜜的电竞少女,独自抚养儿子、照顾宠物的阿姨.....
无一例外,这些被镜头记录下的故事里没有大人物 ,尽是细碎平凡的生活片段。但那些看似日常的瞬间却不时让观众触动泪目。
通常,在简短的自我介绍和沟通后,导演刘跃才会向路人抛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收到的拒绝各式各样:家里太乱不方便、和父母同住不允许、今天没化妆、室友不喜欢陌生人。这些回答大多还算客气。
更多的时候,对方的眼神是质疑,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女孩直接怼他,“我怎会是让三个陌生男人去我家?如果是你,你愿意吗?”
在长宁区的新华路,摄制组偶遇一位在凌晨一点半溜大狗的女士。女士50来岁,留给工作人员的印象是,外表和谈吐看起来像是外企高管。
她详细解释了自己不愿意被拍摄的原因:工作人员不是坏人,但在当下这样一个资讯空前发达的时代,满街都是摄像头,家里是最后一处保有隐私的地方,让不熟悉的人进入家门是非常不礼貌、被冒犯的举动。
这是项目刚试拍没多久便遇到的日常难题,4个小组分别搭配导演、摄像、录音和一台送被访者回家的商务车,在上海人流密集的区域随机街访。
没过多久,所有成员开始意识到,过去拍片经验中导演具备的主动性和控制力在这次的尝试中几乎失效。刘跃形容那种感觉是,“每天都在崩溃,感觉自己越来越卑微”,以至于陷入对信心和自尊的自我怀疑。
团队中既有拍摄过成熟作品的老手,也有刚入行的实习生,但当整个摄制组都陷入每天被人拒绝几十次的困境后,焦虑和失落开始蔓延。
制片人张顗有时会在深夜收到同伴发来的语音,对方同样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在这次的项目中也倍感挫折。他反思自我并试图向张顗求证,“我是否一个不合格的导演?我是否已经老了?是不是没有耐心去聆听别人说话了?”
早在《可以跟你回家吗》的立项阶段,张顗对于这部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就曾表达过直接的担心,“制片、运营、成本控制、人员和节目质量把控都有太多未知。”
比如,没人能想到,在深夜最终答应带摄制组回家的女性受访者比例远高过男性;“沪漂”家庭比上海本地家庭对陌生人到访的接纳程度更高;在人民广场、南京路这样超高人流量的地方,反而少有人愿意停驻脚步面对镜头交流,回家成功率更是几乎为零;原本认为能在国际化程度极高的上海轻易拍摄到常驻外国人的家庭生活,但最终没有一个成功案例。
总导演李鑫曾在虹桥的古北区域蹲守——这里被看作上海富裕阶层和涉外家庭最多的居住社区——同样无功而返。
连着去了好几天,一位在附近健身房工作的姑娘看不过去了,向这位一直被拒的导演传授经验,“拍这种跟人回家的节目不要来这儿,这里的人特别冷漠。”
女孩的结论来自于,她曾辗转于上海不一样的区域的健身房发传单,到了古北也一直发不出去。她建议李鑫的团队去浦东,“那边IT男更多,人更友善。”
结束拍摄的第二天,片子的主创成员都会对前一天的情况做复盘。但脚步和镜头覆盖了上海几乎所有区域和上百个地点后,大家意识到,关于向陌生路人搭讪的成功率,除了需要像买彩票般的好运气,依赖套路不如凭借真诚。
她是非常容易被节目组第一眼就注意到的那类女生:妆容精致、一头蓝灰色的漂染长发,打扮入时。年轻女孩性格爽朗,没有耗费过多口舌,在电话中征得奶奶同意后,她便带着工作人员前往纪念路的家。
女孩喜欢玩游戏,在一家工作室学习化妆,上楼等电梯的时刻,她提到自己和77岁奶奶的亲密关系——天天都会分享网络上的新鲜事和搞笑段子。事实上远不止于此,这位从部队转业、飞机制造厂退休的老太太热情开明,连孙女的每一段男友经历她都知晓。
为了方便照顾生病的爷爷,张子仪和爷爷、奶奶相依而居。更准确的说法是,自幼时母亲患恶性脑瘤离世,她便一直在爷爷奶奶的隔代抚养下长大。
父亲远在非洲西海岸的加蓬从事木材进出口的生意,并已重组家庭。除了生日时会直接红包转账以及几年一次的回国碰面,父女间就没有更多的交流。
聊起自己的人生经历,主角们的神情稀松平常,但观众却从中察觉到不同的情绪。
有人羡慕奶奶和孙女间闺蜜般相处的情感,有人看到老太太转圜在母亲、妻子、祖母三个角色间的牺牲与不易,也有人感叹外表看似叛逆的女孩内心的柔软之处和勇敢。
这是《可以跟你回家吗》第一集前半段的画面片段,是团队和播出平台共同讨论决定用来开头的故事,这也符合制片人张顗对片中人物故事选择的“三个反转”理论。
“采访对象的外貌和家庭环境、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现在的生活和过往经历三次反转。”张顗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和采访对象沟通中“先印证标签,再撕掉标签。”
除此之外,李鑫发现,那些最终接受媒体采访的人群存在一定的共性。除了单纯的好奇者和具备倾诉欲望的都市人,更多的陌生人是带着巨大的善意,无意间迎接镜头闯入他们的家。
就像节目中让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出租车司机陈国丰,和节目组的偶遇源于一卷大力胶带。
在转场过程中,有导演通过叫车软件上了陈国丰的车,行车期间,有人抱怨了一句今晚的拍摄忘了带粘贴“小蜜蜂”的大力胶,热心的司机便停下车,从后备厢拿出自己的大力胶送给工作人员。
“我们的打车费也就20块钱,可能和一卷大力胶的价格相差不多。”总导演李鑫记得,陈国丰是一位健谈的人,他聊起自己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的有趣经历。李鑫敏锐察觉到,这位高学历的出租车司机是个有故事的人,便叫摄像师偷偷开机。
直到凌晨,抵达陈国丰位于浦东航头的家,大家才惊讶于他不同于其他中年男人的人生经历。年轻时,他曾在外人眼中“铁饭碗”的中石化上海炼油厂工作,后来主动离开去一家德国外企,十年后再次跳出熟悉的圈子,现在一边做保险一边当出租车司机。
陈国丰除了自己在开的那台车,他还有另外两台个体出租车,租给其他驾驶员在开,再加上保险业的收入远比以前更宽裕。但辛苦也是实实在在的,早晨五六点出车凌晨归家,没有双休。
在陈国丰家中,从沙发到柜子上都零散堆放着婴童用品,家庭收入的大部分也用于两个女儿的教育投入,比方说家里的钢琴。
戴着眼镜的卷发妻子在一旁抱怨丈夫这些年的职业经历,“就是折腾”,但又却是他这些年家庭生活中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妈妈。
结婚多年,夫妻间的默契透过屏幕也可以感觉到。外人不理解陈国丰为何要抛掉所谓的光环跑来开出租,但妻子认为,“开出租有什么,只要每天开开心心,一家人的生活有保证就可以。”
许多观众被他们的乐观、上进和勇敢打动,在弹幕评论里留下祝福。凌晨两点,节目组离开前,两夫妻还打趣要列个五年或十年计划,就像所有奋斗在大都市的异乡人最期望的那样,“以后买个看得远的大房子。”
女孩来自江苏,圆脸,在摄制组的车上,她便笑着提前告知,“住的地方不是很好,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改善。”打开蓝色的大门,她在局促的屋内转了一会儿,又感到抱歉,“家里比较乱,没有地方给你们坐啊。”
那个被她称为家的地方,位于半小时车程外的一处30平米的平房内。那些同样出入上海高档写字楼的同事从未到过女孩的家里做客,朋友也少有人来。
屋内的毛巾没地方放,便用衣架一条条挂在牵好的线上,卧室一面灰蓝色的墙是她自己动手刷的。一整盒沉甸甸的透明收纳箱中,甚至能找到热熔胶枪这样的工具——这些小物件记录着主人过去两年来的生活:能自己解决的就自己解决。
说起这些的时候,女孩脸上一直是绽开的笑容,她也会像所有“沪漂”一样吐槽关于上海的房产限购政策,“总不能为了买个房子结婚吧。”这期节目收获的评论里,更多的是夸赞“女孩性格好,大方又阳光”、“三观正、可爱的小姐姐。”
女孩的窗户外墙对着马路,只有简单的一面小帘子遮盖住屋内的隐私。当摄影师突然拉开窗帘时,发现窗外有一个窥视的中年男人。导演刘跃在事后翻看素材时,也被这个意外的镜头吓到,那张慌乱的脸在窗帘拉开后迅速闪掉。
而取舍的标准是什么?主创团队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抱有善意、不去伤害被拍摄对象。在某些时候,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节目里必须放弃掉一些能带来所谓流量和热度的东西。
比如,在拍摄一位把宠物当做家人对待的阿姨时,她独自抚养儿子长大,希望不要在节目里强化自己离异一事。播出时,节目组把这段内容遵照当事人意见去掉了。另一位接受媒体采访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坦然聊到自己被包养的故事,而她的母亲也在从事一些非常边缘的职业。类似的内容同样被隐掉。
在上海市中心的淮海路商圈,李鑫曾跟拍过一位已婚女律师。她很友好,晚上十一点还会招呼前来的客人在家里吃东西,导演组随意问了一句“你老公怎么还没下班?”女律师答,他们是周末夫妻,平时都下班晚非常忙,一般不回这套房子居住。
中途,女律师的丈夫突然醉醺醺出现,房间里原本热闹的氛围瞬间凝固。她不再愿意多说一句话,节目组也匆匆中断采访离开。后来,李鑫才得知,夫妻俩当时正处于矛盾中,而那套房子正是两人都敏感的话题。
在宜家,刘跃曾碰到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教授。老人把女儿一路培养到硅谷工作,退休后的前几年一直在美国帮女儿带小孩。但上海人的归家情节,让他最终选择跟爱人一起回到国内养老。老先生保留着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习惯,会定期去打保龄球,运动结束去买面包、牛奶和瑞典的香肠。
简短几句闲聊后,老先生对纪录片拍摄非常理解,欣然答应。但就在送他回家的路上,老伴在一通电话中发火,质问丈夫为何需要带陌生人回家。解释、沟通,终究是以失败告终。
这也是当初导演选择上海作为主拍摄地的原因:人群构成多元、南北交融、夜生活相对丰富。还以一个有趣的小细节,在试拍阶段,摄制组在上海和北京都进行了试拍,由于是夜间街拍,冬末初春的北方街头在深夜少有人逗留,上海的气候反而成为优势。
这部在豆瓣上评分为7.9的纪录片,实际成本投入并不高。由于存在太多未知,以至于制片人张顗会要求每一个拍摄小组都精简成本和人员,细到“能自己解决的拍摄设备绝不外借”。
整部片子里,没有大英雄式的人物,那些普通人的生活有时因缺乏戏剧性而略显平淡。但在网友评论中,最多被提及的是节目中主角生活的真实感和那些认认真真地对待人生的姿态,也有人将片中人物的经历投射到自己身上,“我也想为扛过苦难的自己点个赞”。
这几个月里,我们各个组拍摄了近百个人物。但甚至包括我们摄制组有感而发私下分享的各自的故事里,我唯独没听到“幸福”二字。人们讲起爱好与骄傲的部分时眼睛会发光,大多聊起的还是记忆深刻的悲痛。无论富有还有贫穷的人,都是如此。
“大家都是普通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脆弱的一面,我们拍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是稀疏平常就能轻易做到的一些事情,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就要费尽所有的力气,才能够得着。但是他们的共性就是都没放弃,还是在努力。”总导演李鑫认为,这也是这部纪录片承载的一种特别的功能,当一个人需要有情绪的出口和表达欲时,除了日常交流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在家里这样一个熟悉而私密的环境里,面对陌生人和镜头,或许会倾诉一些平时没机会说出口的故事。
在片中,每一个故事的结尾音乐,都是那首极具治愈感的《Let it be》。
这首发布于上世纪70年代的歌曲,是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歌词中反复吟唱的那句“let it be”也隐含着《可以跟你回家吗》这部纪录片最想传达的主旨:let it be,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