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日记：“一制两国”的抗疫道路

　　几乎丝毫没有悬念的，只要新冠疫情蔓延到非洲大陆，非洲大陆的抗疫便只能走在一条“一制两国”的路上。

　　何谓“一制两国”？即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然而内部却包含贫富悬殊的两个社会，这就好像把一个第一世界和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装在了一个制度里。

　　当面对疫情时，非洲的每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内部的两个国家在各自抗疫，这是因为它们享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都是如此不同，故而它们所受的困难和挑战也各不相同的缘故。

　　只有在国家主权的概念里，我们才会看见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国家幻象，而非洲政府目前所能做的，当然是尽其所能加固这个幻象，将抗疫作为一个超越贫富和种族差异的全民性行动，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在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时，各种分处于裂状态的现实或者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赤裸生命，都被纳入一种绝对权力的控制中。这是非洲诸多国家采取的抗疫模式，其目的是避免由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

　　说实话，比起美国口水仗抗疫模式，非洲国家采取了更为雷厉风行的和负责任的政策。今日，肯尼亚、卢旺达、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津巴布韦以及南非政府，都在疫情蔓延之初果断采取全国范围或重点地区的和封锁。

　　当南非政府在3月27日凌晨施行全国封锁时，它无疑为世界昭示了非洲大陆抗疫的决心和努力，这不仅因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是今年非盟轮值主席，他的决定因此具有泛非的意义，还因为南非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分化，这将使得南非的抗疫成为非洲“一制两国”抗疫的象征。

　　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在1998年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南非是一个国家两个人民。一个人民是白人，富有，另一个人民是黑人，贫穷。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还没有过时，唯一需要改动的是里面潜在的种族主义话语。

　　今天的“两个人民”，几乎变成了建立在两个阶级上的两个国家。一些白人沦为乞丐，不少黑人升入中产阶级，有些还成为富翁。南非今日的矛盾无法简单归结为种族矛盾，因为除了种族的矛盾外，阶级矛盾和性别矛盾也一天比一天突出。所有矛盾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已经是底层民众和贪污腐化以及低效率的无为国家机器的矛盾。

　　这是没有国界的两个国家的对抗，这就是为什么在时，当士兵进入亚历山大这类著名的约堡贫民窟时，在民众看来有种被外国军队入侵的感觉，因为这个地区和政府的关系是如此疏远，正如南非国家广播电台驻这个地区采访的记者说，民众只有在选举期间才能见到到访的官员。之后，这里便是一个被遗忘的国家，它被各种各样习俗法和黑社会势力所统辖。

　　事实上，当南非宣布抗疫时，我们正真看到了两个国家在应战。一个是从容的国家，这一个国家的居民已经采购好了充足的食物、洗手液、卫生纸和其他必备的生活用品。他们的孩子也许会因为突然要做个装饰品，却找不到一瓶胶水而又无法购买而气馁，但他们的后花园已经足够大到让他们自由奔跑和嬉戏。

　　另一个也是一个从容的国家，因为那里的人们除了从容便无其它事可做。首先，他们很多人没有钱，而且也没有冰箱，这倒省了他们要去抢购和储存下一周食品的精力；其次，他们更愿意相信这个疾病乃属于另一个国家人的疾病，而与他们无关。

　　事实也是如此，最初南非的病例——相信其他非洲国家也一样，都是从欧洲输入性病例，是付得起去欧洲滑雪消费的人才有资格得的病。于是，那些在这些人家打工的佣人们都在悄悄私语，这是白人带来要杀黑人的病。因为特朗普伟大的宣传，所以这些人家的佣人也鹦鹉学舌，说这是黄种人发明的来杀黑人的疾病。

　　作为一个中立的叙事者，我能够保证，在南非媒体上看不见“中国病毒”的任何提法。但如果你能听到佣人们的谈话，现实背后还有一个未知的舆情风暴的漩涡。有谁能向这些有信仰的或无信仰的，大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妇女解释科学尚未得出结论的东西呢？

　　无论如何，可以自我安慰的一件事情是，这些散发着各种谣言的妇女毕竟还知道这种疾病的可怕，更多的那个国家的人连这点都不知道。他们相信黑人是集体免疫的。他们也许家里没有电视而看不了新闻，也许看了却认为是另一个国家的谎言，也许根本听不懂英文，于是，这么多的“也许”让这一个国家对这个病毒的知识和另一个国家的完全不同。

　　依靠着无知和无奈，那个国家的人无畏地在街上遛达着，好像没有听见国家的号令。但也是因为他们的住处实在小得可怜。住在约堡北郊贫民窟diepsloop二区的一个花工，他和一个从马拉维来南非打工的伙伴住在一起。整个屋子除了一张双人床，便是在墙角放的一个小煤油炉。除此之外，整个破壁残垣的屋子里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如果严格遵守21天令，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两个陌生男子，在一张床上一天24小时一动不动地躺21天。

　　这就是为什么了，大兵来了，人们被赶进屋里，而等大兵走了，又蜂拥涌上街头的原因。人们没办法啊：小孩子们要跑出来踢球；街上的一个水龙头是用来解决五百人饮水需求；一家七八口睡在一间屋子，早上怎么也得轮换着换衣服，尊严一下；在贫民区里，一个住户和另一个住户屋距不足一臂，而屋子里，每人享有的空间也不足一臂，于是，只能往街上跑了，哪怕是为了呼吸口新鲜空气。

　　第一天，警察就使用橡皮子弹驱散人群了，因为在超市排队的人太多太长，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保持国家规定的1点5米的空间。另一部分被警察扣住了，因为他们购物或上班需要搭乘小巴。私人运营小巴一般载15人，按照的规定，一辆车只允许坐一半的人。因此，警察给每辆车留了七个人，其余的人被勒令步行回家。

　　不久，小巴司机就罢工了，因为载七个人根本赚不回运行成本。小巴司机抱怨汽油太贵，抱怨他们坐在车顶聊天，被警察勒令彼此保持距离，而他们看见警察都是一堆一堆从一辆车上下来的，也没有依照国家规定保持距离。

　　的第四天，老人们纷纷上街，来到指定地点领取退休金和残疾人生活保障金，这些生活经费每月发一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从电视上看，政府的组织工作还是可以，为了保持距离，每位排队领钱的老人都坐在事先排好的椅子上。从电视镜头中人类能看到，前面人结束了，后面的老人集体起立，颤巍巍地移到他们前面一排的椅子上。就这样像蜗牛似地移动着，许多老人从早上6点移动到下午1点，还没领到。

　　这些都是这五天来电视上不断播放的镜头。这些镜头讲述着那个国家的故事，不知疲倦地，甚至是喋喋不休的，因为只有那个国家有无数故事可讲。

　　相较而言，这个富裕的国家突然间好像消失了一般。除了在第一天有人遛狗被勒令回去的新闻之外，就是一位民众在路边拍摄了一对夫妇不顾禁令在外跑步的影像，这是为数不多的在国家电视上能够正常的看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的消息。

　　这意味着，假如一个在贫民窟或人挤为患、危险重重的内城的居民打开了电视机，他突然间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生活，而另一个过去占据镜头中心的世界忽然间隐形了，连同美丽的高尔夫球场，五光十色的时尚，牛排和美酒的广告等等，都让出了镜头的中心，和那个世界一起消失了。

　　也许他的知识不足以让他意识到，这种变化意味着，国家已经开启了紧急状态下的“监视机制”，所有的摄像头都对准了他的国家，使得这一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也许他的教育不足以让他对这种变化感到恐惧，因为他毕竟不懂得“被看”意味着什么；也许他正在侧耳倾听，他知道，未来任何一个病例，如果有的话，将来自他的世界。

　　这是经典的一个制度两个国家里“看”与“被看”在战时状态的反转，它将第三世界所处的国家置于镜头的中心，因为那个隐形的权力明白，所谓的举国抗疫，乃实质是这一个国家的抗疫。

　　现在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政府要动用军队，如果只是第一世界的防疫，军队的动用是多余的，警察足矣；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军队大多被分配到黑人居住的城乡；为什么国家开始匆忙地向喝不上水的地方临时投放41000个水箱；为什么紧急为约堡15000流浪汉寻找临时住所，迄今，只有2000人有地方暂时住下来，剩下的13000人实际上还在街上流浪。

　　可以想象，未来病情一旦爆发，濒临崩溃的农村的医疗系统将不断曝光在镜头面前。我们知道还有许多没有被镜头捕捉到的景象，比如，以之名，一些地方政府趁机拆毁许多穷人的非法建筑物从而造成的冲突等。这些已知和将知的图像，乃是这次南非抗疫跳动的脉搏。

　　从这次抗疫中我们能期待什么？我们看到政府正在博弈：南非深重的社会和体制问题要么借助这次疫情压垮政府，以最无情的方式逼迫政府采取更大的决心实施改革，要么政府再次在这次疫情的打击下顽强地存在下去，届时，当疫情过去，“看”与“被看”的游戏重新反转，一切恢复原样，一个制度两个国家的现实再次顽强地继续下去。何种结果，看这奋力一搏的效果。

　　从来没有看见南非政府、各个党派和公民社会团体达到如此团结的程度。他们都坚定地支持，坚定地站在政府的身边。这种异乎寻常的团结在西方发达国家是看不见的，这说明，这一个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灾难可以导致的危机的程度。因为危机大，所以团结紧。这一个国家是团结的，现在他们伸出臂膀，想把那个国家也拉到身旁。